巨星陨落，天地同悲。3月2日上午，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朱光亚先生送行。

“祖国在向我们召唤……赶快回去吧”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这是1950年初，时年26岁的留美学生朱光亚亲笔起草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的结尾。

这至今让人热血沸腾的信，不仅反映了他当年回国效力的迫切心情，更是他毕生奉献民族复兴的真实写照。

1924年12月25日生于湖北宜昌的朱光亚，从中学起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41年至1945年，他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1946年，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3名科学家赴美考察；吴大猷推举两名助手同行，一名是李政道，另一名就是朱光亚。

到美国不久，他就认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美国根本不想对中国公开原子能技术。但朱光亚并没有放弃，同年9月，他进入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核物理学的天地里，他刻苦学习，以全A的成绩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并发表了多篇优秀论文，顺利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异国道路上的一帆风顺，并未让朱光亚忘记大洋彼岸的祖国。1950年2月底，他自筹经费，告别学业尚未完成的女友、后来的妻子许慧君，赶在美国发布中国留学生回国禁令之前，取道香港回到新中国。

回国途中，他联合50余名旅美留学生，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3月18日，这封公开信刊登在《留美学生通讯》上，炽热的爱国情怀感动了海外学子，在其感召下许多人陆续回国。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是搞中国的核武器”

回国4天之后，朱光亚就登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1955年，党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朱光亚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回到北大，担负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他的学生中，许多人成为中国核事业的骨干。

1959年，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撤走在华专家，我国的原子弹科研项目被迫停顿。朱光亚临危受命，调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担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

由于援华苏联核武器专家平时就严密封锁有关核武器的机密情报和关键技术，撤走时又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资料，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举步维艰。朱光亚提出，就从苏联专家所作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入手！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中国的原子弹设计理论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1962年9月，二机部提出争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为此，朱光亚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中央正确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过了两年零8个月，我国第一颗氢弹也爆炸成功。这两声巨响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跻身核大国行列。

凭借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着，在当时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极度简陋的设备条件下，朱光亚等“两弹一星”元勋们创造了奇迹：从第一颗原子弹到安装在导弹上的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中国仅用了2年；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中国则只用了2年2个月。

除了献身于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朱光亚还组织指导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建设，参加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为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发展等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80多岁，他依然关心着国家的科技事业。

五十春秋呕心沥血，毕生奉献功勋卓著。回顾自己的一生，朱光亚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1999年，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授予朱光亚等23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同事眼里，朱光亚广受赞誉。“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曾称赞他：“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善沟通，周旋内外现玲珑”；“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称赞他“深思熟虑，把握航道”。在领导看来，他是“杰出的科技帅才”。

朱光亚本人则说：“核武器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所有的一切荣誉都是集体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员，是一个代表”；“中国核武器事业……倾注着集体的智慧和心血。有许多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有很多人作出了牺牲，有些同志甚至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时至今日，朱光亚的故事依然少为人知。这一方面与他从事的事业有关，但同时也是他一贯低调的作风使然。多少年来，一直很少有描写他的文章，其实不是没有人写，而是写了文章到他那里过不了关，不是被扣下来，就是因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他总说，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据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回忆，2001年清华在建校90周年之际，为23位“两弹一星”元勋出了一本传记，送给全体校友。在这本数十万字的书中，朱光亚只提交了一篇文章《原子弹综述》。“这篇不到6000字的文章，写了当年中央怎么决策、科学家怎么攻关等，没有一个地方专门写他自己。”

2004年朱光亚80岁生日时，为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朱光亚星”。在命名仪式上，他说：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我很不敢当……我个人只是集体中的一员，做了一些工作。

100万元港币奖金悉数捐出，叮嘱不要宣扬

尽管身居高位，朱光亚的生活一直非常简朴。据曾在朱光亚身边工作10年的秘书陈建平回忆，他那时候经常穿着一件旧军装在办公室，对吃的也不讲究。“他应酬非常少，一年大概也就那么几次，而且是非常近非常熟的。开会一般也不在外面吃饭。”

1996年10月，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决定把100万元港币奖金全部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基金。“我真的不忍心他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他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孩子的生活也都非常简朴。而100万元港币不是个小数目，即使存入银行，每年的利息也不少。”据葛能全回忆，他当时建议朱光亚捐一部分，留一部分。朱光亚平静地说：“就按我说的办吧。”

不仅如此，朱光亚还反复叮嘱葛能全，对自己捐款这件事不要宣传，不要张扬。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中国工程院内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据葛能全回忆，朱光亚把出差、访问收到的纪念品一律交公。“他甚至廉洁到连一个杯子都上交。”

即便是1998年6月他离开工程院领导岗位时，也反复叮嘱：办公室里所有公费购买的书籍，一册都不能带走，要整好移交。

在《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书中，朱明远和夫人顾小英写道：“宁静而致远，这就是父亲这位‘两弹元勋’的人生境界，他正是以这样的淡泊名利和无私奉献成就了科技强国的伟业。”

“要做到父亲那样的严谨细致真是太难了”

听多说少、严谨细致，是朱光亚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对此，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印象尤其深刻。他回忆说，“到北京工作后我去看朱院长，见面后简单向他报告，我已来报到，应该怎么着手工作，请他指点。当时光亚同志只是微笑着看着我不说话，大概有好几分钟。后来其他人讲了许多话，他只是不断点头。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也站起来，坚持要送我到电梯口。从办公室到电梯口这段，他拉着我的手，讲了一句话：‘工程院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院士标准，把好用人关。’”

“朱院长虽然话不多，却非常关键，可以说语重心长。”徐匡迪不胜感慨。

对于朱光亚的严谨，与他打交道40多年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颇有领教。他说，朱光亚曾是国家“863”计划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负责航空航天和激光领域的工作。激光领域的专家每次开会他都参加，会后要写一个纪要，送他阅后再定稿。纪要中有一部分，写参加会议的有某某院士、院长、所长等。“朱光亚看后，拿起铅笔，很工整地在‘院士’两个字上画了个圈，并在旁边写了一句话：院士不是职称，不是职务，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不易作为一种称谓来用。”杜祥琬说，“之后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过朱光亚的这个意见，它的含义是深刻的，对于今天科技队伍的建设很有意义。”

在对父亲的回忆中，朱明远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的认真细致，已经到了一种“极致”。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朱光亚在外面开会，让秘书回家取一份文件。“父亲告诉秘书说，那份文件在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

“在这方面父亲对自己的影响非常大。”朱明远说，工作中他的细心在同事中一直是有口皆碑的，但在家里却常被父亲说是“马大哈”。“要做到父亲那样的严谨细致真是太难了。”

“讲民主、尊重人，善于听别人的意见”

最让中国工程院首任常务副院长朱高峰难忘的，是朱光亚“民主作风突出、尊重别人”。他回忆说，在主席团会议和院办公会议上，大家都能畅所欲言，没有任何顾虑，有不同意见、有争议是经常的。“他善于倾听大家意见，在意见一时不能统一的时候，他不轻易决策，而是待大家思考后再议。”朱高峰举了一个例子：在成立工程管理学部问题上，工程院原本想在1998年的院士大会上表决通过，但当了解到院士中有较多不同意见时，朱光亚当即决定：在当次大会上不再表决，以后再议。

杜祥琬对此也有切身体验。1991年，朱光亚率团去美国，交流核军备控制的最新进展，这也是他1950年回国后首次出国。“在与美国科学家交流的过程中，虽然朱光亚是重大策划的牵头人与组织者，却很少说话，而是把发言的机会让给我国的中青年科学家，他只是在关键的时刻才作简短表述。”杜祥琬回忆说。

一直到晚年，朱光亚还特别强调“要学术民主”。2006年9月25日，在彭桓武院士科技思想座谈会上，他提交了书面发言《学习彭桓武先生培养创新型人才》。朱光亚指出：“我们现在的科技界、教育界，尽管少有一统天下的权威人物，但是在有些单位内部，学术专制、学术垄断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开展创新工作、培养创新人才非常不利。”他还强调，“要给学生留下探索的空间”，“要鼓励独立思考”。

朱明远、顾小英在《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中写道，之所以用自己的笔去跟随父亲的足迹，记下父亲在他们心中的一切，因为这是来自一颗纯洁无私的高尚心灵的心语，“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来自父辈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心理馈赠，它胜过世间一切有价的财富，它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让我们铭记这位光耀中华的科学巨星，传承好他留下的宝贵财富。